【从《太平年》回望：一场饭碗争夺战，拖垮一个大唐王朝】看了《太平年》以后忍不住思考配资世家炒股配资开户，从唐朝到五代十国，为什么几十年的时间会变得如此混乱？
因为唐末五代的乱局，本质上不是军阀野心家的问题，而是天下百万职业武人饭碗的问题。
如果皇帝面对的只是几个拥兵自重的藩镇节度使，杀之或者是削之，或许尚有胜算；但如果皇帝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脱产的、只会杀人而不事生产的利益集团，那么纵使中央镇压了多少次“悍将”，只要不解决这百万“骄兵”，天下便永无宁日。
中晚唐经历了军队地方化的过程。孟彦弘的《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有讲
军队的地方化，使当地人成为军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兵源；他们终身为兵，甚至“父子相袭”，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地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势力，这股势力就是所谓的“地方军人集团”；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所谓的“骄兵”问题。
当一支军队，士兵皆是本地父子兄弟，钱粮皆截留自本地税收。对于他们而言，长安的天子还有意义吗？忠义爱国不过妄语，唯有眼前的利益才是真理。“兵”不再是国家的利剑，而变成了绑架国家的暴力集团。
当一支军队，既不是晋末那种人身依附极强的部曲，也不是唐初那样，国家分配土地的半耕半农良家子府兵。而是大量无地流民、甚至地痞流氓，刀尖舔血装备精良的职业脱产军人，那他们何必把节帅放在眼里呢？
例如安史之乱后武宁军，有只部队叫银刀都，他们
“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卫，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节度多懦怯，闻乱则后门逃去。如是且久”
封疆大吏面对廊下持刃谈笑的几百骄兵，稍拂其意，轻则遭讥嘲，重则被逐杀。
此非孤例。广德元年(763)至乾符元年(874)百余年间，藩镇动乱达171起。其中与中央冲突者不过20余起，绝大多数为武人兵变。
骄兵既拒中央文官侵夺其世袭特权，亦不甘为节度使野心充当炮灰。他们只求固守地盘，坐享厚饷，为了自己的利益毫无忠诚，不断挑起动乱与血腥，像肿瘤一样榨取国家的生命力。
小时候看晚唐历史，一直很不理解。
从地图上看，皇帝以天下之兵对抗几个小小藩镇，而且还成功削藩几次，但为何总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令人不解。
如果能理解皇帝是和上百万武人的饭碗对抗，就能理解为何看似中晚唐削藩大好局面，却总是功败垂成。
举两个直观的例子：
1，唐宪宗成功镇压河朔三镇后，唐穆宗削兵，加速了三镇的复叛
宪宗缔造“元和中兴”，平淮西，服河朔。穆宗继位，视天下已安，为了平定天下兵并解决财政问题（河北三镇拥兵二十余万，不纳赋税，反需中央以东南盐利养河南中原藩镇以制之，导致整个河北河南中原收不上什么税），遂行裁军。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而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遗卒皆至……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
然而穆宗削兵的举动触犯了底层士兵的饭碗，他们很多人本就没有土地，除了一身武艺无从他去，于是潜伏在山林中，一呼百应，重新叛乱，导致朝廷重新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2，四镇之乱结束后，朝廷控制河南，能用朝廷任命的文官来当节度使。看似推动集权，但反而弱化了对当地军队的控制力
朝廷为了控制局面，在战略要地河南大量安插中央任命的文官或儒将来当节度使。表面上看，中央收回了人事权，实际上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文官节度使虽然忠于朝廷，但他们根本无力驾驭那一帮兵痞流氓。武将出身或者为政严猛的节帅或许还有能力对这些跋扈的士卒进行镇压，但大多数文臣却只能姑息了事。
很多节度使往往抱着“混任期”的心态，对下层的骄兵姑息养奸。中央以为控制了河南，实际上只控制了节度使大印，并未控制底层的暴力机器。
正如其时胡曾在《谢赐钱启》中所感叹的：
又以山东藩镇，江表节廉，悉用竖儒，皆除迂吏。胸襟龌龊，情志荒唐。入则粉黛绕身，出则歌钟盈耳。但自诛求白璧，安能分减黄金。虽设朱门，何殊亡国。徒开玉帐，无异荒墟。
一旦黄巢大乱起，中央权威扫地，文官无法节制，这层窗户纸瞬间被捅破。原本被视为朝廷屏障的河南藩镇迅速撕下伪装，地方武人集团登台唱戏，那些牙兵牙将驱逐节度使，蜕变成“藩臣”，军人集团彻底驱逐中央影响力，孕育出埋葬唐朝的军阀。
自巢、让之乱，关东方镇牙将，皆逐主帅，自号藩臣。时溥据徐州，朱瑄据郓州，朱瑾据兖州，王敬武据青州，周岌据许州，王重荣据河中，诸葛爽据河阳，皆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旧五代史》
唐末五代之乱，不仅乱在“强藩”，还是乱在“骄兵”，这是一个自上而下被血腥与背叛驱使的时代。
暴力成为唯一的生存手段，“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成为社会共识，忠义与道德便彻底沦丧。这上百万职业武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铁饭碗”，不惜将整个帝国拖入血腥的深渊，是那个时代最深沉的悲剧。
《太平年》第一集这段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配资世家炒股配资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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